观点

朱海斌:减税降费更要降低行政支出 减少干预

发布时间:2018-12-06 11:49:10 来源: 金融界网站 责任编辑:张芳军

40年,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如今,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回顾过去,推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——致敬前行的力量暨“看见”系列人物专访,寻找每一寸肌肤里都镌刻着新中国成长与探索印记的他们,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他们,期待用他们的眼睛,讲述过去的历史,照亮前行的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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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嘉宾 朱海斌

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

核心观点

1. 土地财政非常好地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;现在农村社保改革的钱可能也要来自农村土地改革

2. 社融反弹是货币政策宽松的最主要标志。目前货币政策在传导期,通常还需两个季度,现在虽然有降准,但对明年上半年的经济并不乐观,社融拐点还没有到。

3. 减税降费的财政政策思路是对的,但能不能落到实处,能不能持久,关键的问题在于降低行政支出。这涉及到政府行政、机构改革,是更加基础的改革。

4. 中国对欧洲,对其它地区进一步开放的态度还是要坚定

5. 出口重在就业。宏观经济虽然说保六,保八,其实核心是保就业;政治局会议提出的“六个稳”,第一稳,就是稳就业

6. 现在政策很多,左右摇摆,也没什么好的效果,有两个根本性原因:第一,真正市场要做的,行政化却在干预,破坏了市场;第二是认为逆周期的宏观调整可以替代结构性改革。

7. 对内开放的问题在市场公平准入、公平竞争,各地区的贸易保护;对外开放的则是非关税贸易壁垒

8. 贸易自由化全球化,或技术创新,它解决的是财富增长的问题,不解决财富分配,而财富分配的失败,让老百姓把怨气撒在了贸易全球化。

【谈历史】

“在当时环境下,土地财政非常好地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;现在农村社保改革的钱可能也要来自农村土地改革。改革开放的整个激励机制,从政府到农村,从城市到农村,释放了人的积极性;现在需要引入新的官员激励机制。”

金融界: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改变,中国经济40年的变化翻天覆地,人均GDP从384美元到9200多美元,占全球经济比例从1.8%到14.8%,成绩举世瞩目,在您看来,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原因有哪些?

朱海斌: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成就有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方面原因。

天时,1978年改革开放,正好对应了上一轮贸易全球化大潮。从最开始慢慢开放到2001年标志性地加入WTO,中国出口快速增长,成为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。

地利,主要是国内生产要素的改革。1978年后户籍慢慢放开,包括就业各方面,释放了人口流动,配合农村转移到城市人口的巨大红利。土地也非常重要,尤其是1998年以后的房地产改革与之后的土地财政。在当时环境下,土地财政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问题。中国人说要致富先修路,基建好了,才有工业化的基础。

人和,1978年之前大家普遍没有积极性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释放了农民的积极性。之后,从农村到城市,从企业到政府官员,激励机制改革释放了人的积极性。

【谈宏观经济】

“社融反弹是货币政策宽松的最主要标志。目前货币政策在传导期,通常还需两个季度,现在虽然有降准,但对明年上半年的经济并不乐观,社融拐点还没有到。如果明年一季度再降息,可能能触底反弹,经济复苏可能要等到明年下半年”

金融界:9月新增社融2.21万亿,但扣除政府专项债后仅1.47万亿,环比有所下降。对于这个说法,社融反弹就是经济见底之时,您认可吗?

朱海斌:货币政策真正宽松有两个标志性事件:一是社融必须从底部反弹,第二是利率下行。

2008-2009年,2012-2013年,2015-2016年,过去十年货币政策宽松过这三次,非常明确的:第一,降息,央行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;第二,降准,以及降准后的社融或者银行信贷的反弹。历史上看,2008-2009年是信贷,2012和2015年是社融增速上升,一般反弹至少5个百分点。

这次虽然有降准,但是效果不好,社融增速持续下行。今年央行还用了新口径,如果用旧口径的话,十月份都在9%以下了,比名义GDP增速还低。

某种程度上,今年跟2014年比较像,降息降准后,贷款增速还在向下,直到2015年年中政策全面放松为止。当时连房地产政策都大转弯,从控制房价到很多城市取消限购,放松首套房贷款比例,下调房贷利率。社融数据在2015年6月触底,然后迅速反弹,当然,传导到经济还迟了两个季度,从宏观经济看,2015年下半年是最差的,但2016年一季度开始好转。所以社融反弹是货币政策宽松的最主要标志。

目前货币政策在传导期,通常还需两个季度,现在虽然有降准,但对明年上半年的经济并不乐观,社融还在向下,拐点还没有到。可能拐点在今年年底,明年年初。预计明年一月会再次降准,社融可能触底反弹,经济复苏可能要等到明年下半年。

【谈财政改革】

“减税的效果能不能落到实处,中国基本上对企业的减税实际减税负担往往要打六折。减税降费的财政政策思路是对的,但能不能落到实处,能不能持久,关键的问题在于降低行政支出。这涉及到政府行政、机构改革,是更加基础的改革。”

金融界:您对现在的财税改革有什么看法?

朱海斌:现在谈到最多的是减税,我双手支持减税降费。

今年个税改革已经宣布了,具体措施也都出来了。相对个税,更多还应关注企业。个税减免当然是好事,但实际上占的比重是非常低的,我们个税的纳税人数少,个税收入占财政收入不到7%,美国是40%左右。

减税是好事,不过也存在问题:

第一,减税的效果是否能落到实处。我们算过,中国政府公布的对企业的减税,在实际中往往要打六折。

这有几个原因。一是因为政策执行不到位。营改增,最开始抵扣部分没相应跟上,税率由5-6%的营业税改成16%的增值税。二是税收监管环节的加强。从现金到现在的银行、电子交易,征收力度在加强。

第二,减税后,对经济的支撑力度比以往要小很多。以往财政政策是政府发债投资搞项目,效果快;现在降税减费,企业是不是会去投资,纳税人是不是会去消费,很难讲。所以从财政政策的效应来讲,可能会更弱,政策传导的时滞会更长,如果2019年经济短期下行压力很大的话,财政政策可能远水解不了近渴,所以短期需要货币政策更快调整。

第三,更基本的问题在于,减税降费最后能不能持久,最核心的就是能不能把财政支出降下来。财政改革的讨论目前很少涉及到财政支出部分的改革,实际情况是政府越来越向大政府发展,很多财政支出非常刚性。从财政来讲,支出刚性,收入减少,赤字必然提高,然而,财政部又不愿意赤字太高,财政赤字也不可能持续性很高,这就产生了一个内在矛盾。

【谈贸易】

“多边来看,中国对欧洲,对其它地区进一步开放的态度还是要坚定。出口重在就业。宏观经济虽然说保六,保八,其实核心是保就业;政治局会议提出的‘六个稳’,第一稳,就是稳就业”

金融界:除了减税以后,现在经济三个马车里面,出口一直处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状态,你觉得如何才能让出口重新保持发力?

朱海斌:首先从双边来看。如果贸易战继续升级,汇率调整是最直接的,人民币贬值能抵消大部分关税。当然人民币贬值有很多制约,要考虑资本外流,美国的回应。

第二方面是出口退税增加。从某种意义上,这是从财政部分抵消,虽然力度有限,但也会起到一定帮助。

第三从多边来看。更重要的是,怎样加强对其它地区的开放。如果贸易战升级的话,对美出口肯定会下滑,但对美出口仅占总体大概17%左右,哪怕它跌20%,只要其它剩下的80%有增长的话,整体出口就不会下滑太大。

所以中国要继续对其它地区的开放,虽然中美短期也谈不出太明确的结果,但是中国对其它地区进一步开放的态度还是要坚定。

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明确的一点,出口增长本身没那么重要,出口重要性在就业,大概有20%的城镇就业是在出口行业,也可能比例会更高,因为很多是劳动密集型,所以如果出口大幅下滑的话,对就业来讲有很多的压力。

【谈经济政策】

“现在政策很多,左右摇摆,也没什么好的效果,有两个根本性原因:第一,真正市场要做的,行政化却在干预,破坏了市场;第二是认为逆周期的宏观调整可以替代结构性改革。调整的时候,应该要打破国企刚性兑付,监管不能管风险定价机制”

金融界:您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未来政策可不可能出现方向性的调整,比如放松货币,或者是去杠杆。

朱海斌:分析中国的宏观政策变化,可以从五个方面观察,即财政、货币、金融监管、房地产、汇率这五个领域。

2019年政策要进一步调整。我觉得货币政策需要比较明确的调整。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信号还是比较明确的,第一淡化了对于短期去杠杆的要求,现在越来越多讲稳杠杆,包括像房地产调控,最近也基本上不提了。

2019年需要比现在进一步放松,建议从目前所谓定向、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转向一个全面的总量的调整。稳杠杆意味着信贷增速反弹空间有限,建议央行及时降息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。信贷政策要小心,如果社融出现大幅反弹,债务问题和杠杆也完全逆转的话,结果会是去杠杆前功尽弃,债务水平继续上升,最后难以控制。

财政改革和减税降费,最终其实还是要落在财政支出,涉及到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机构改革。公共部门要精简机构,裁人裁事裁权,降税减费和财税改革才能落到实处。

每次宏观政策调整后,往往带来新的问题。从过去的经验看,接下来政策调整的时候,应该要做两个事情:

第一,打破国企刚性兑付,该破产的要破产。现在为什么银行愿意贷款给国企,不愿意给民企,很简单的原因是,民企财务状况不好是要倒闭的,而国企不会倒。银行首先要保证贷款能收回来,而且贷给民企的利率又不能高,自然不愿向民企放贷。打破国企刚性兑付后,出问题的不管国企民企都会倒闭,银行就会放贷给真正运行比较健康的企业。

第二,监管不能干预风险定价机制。风险定价是金融市场资本改革最核心的逻辑。融资难融资贵这两个问题不可能同时解决:融资容易了,肯定相应价格会贵,因为相应风险比较高,定价肯定高。这背后是利率市场化。如果利率不市场化,鼓励银行以特定利率对特定企业放贷,本身就是违背监管原则的。

【谈全球化】

“贸易自由化全球化,或技术创新,它解决的是财富增长的问题,不解决财富分配,而财富分配的失败,让老百姓把怨气撒在了贸易全球化。收入分配需要国内政策去调整平衡,这其实没有做到。对内开放的问题在市场公平准入、公平竞争,各地区的贸易保护;对外开放则是非关税贸易壁垒”

金融界: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,是逆全球化的,您怎么看待他们的政策?

朱海斌:基本上从过去的40年来看,贸易全球化对全球的经济的宏观影响毫无疑问是积极的,正面的,很多研究也证明了这能提升全球经济增长,这是积极的一面。但是贸易全球化本身解决不了收入分配的问题,而这恰恰是逆全球化思潮开始兴起的主要原因。

很多人讲中国是这一轮贸易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,没错,但实际上美国和大部分国家都是受益的。这轮贸易全球化中,中国贡献了劳动力,美国贡献了资本。在技术创新下,资本投资回报率比劳动力高,收入分配不均会加大。

美国的资本家在过去40年越来越富,但工人的财富是缩水的,因为劳动力都是中国提供的,所以中国产生了新的一代中产阶层,而美国收入差距在拉大,中产阶层在萎缩。从根本上来看,贸易自由化全球化,或技术创新,它解决的是财富增长的问题,不解决财富分配,而财富分配的失败,让老百姓把怨气撒在了贸易全球化。收入分配需要国内政策去调整平衡,这其实没有做到,所以美国制造业蓝领、农民等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得到好处,成为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。

第二,中国的开放还是对内对外两个都要抓。

对内开放方面,特殊的战略型行业、国家垄断型行业外的其它行业,民企国企要市场公平准入、公平竞争。这个方面的改革其实是滞后的。另外一个,消除各地区的贸易保护。比如印度去年的商品和服务税(Good and Service Tax,GST)改革,统一了各地区间的税制。而中国比印度市场大好几倍,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超过美国,国内市场现在就已是全球第二大,能做到全国有效统一的市场,打破地方贸易保护主义,就是一个很大的开放。

对外开放方面,现在态度很明确,但做法上还有改进空间。现在很多开放不是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,或者只是降低关税;现在很多是服务贸易,开放的焦点是非关税贸易壁垒,这恰恰是中国与美欧间目前争议最大的。

中国现在态度很好,坚持对外开放,但要说“中国要引领世界开放的潮流”,其实自身还是有很多改善的空间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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